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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生平三

发布时间 2009-04-18

范仲淹生平三(转)
  5、庆历新政 改革图强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辣、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6、为国为民 先忧后乐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膝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岳阳楼记》的由来。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居邓州,此时他身体很不好。昔日好友滕子京从湖南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一口答应。庆历六年六月(即1046年6月),他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
  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文章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岳阳楼记》赏析(袁行霈)
  沿湘江顺流而下,经长沙再向前,一片烟波浩渺的大水映入眼帘,那就是“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洞庭湖了。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一首题为《临洞庭》的诗里写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生动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成为千古绝唱。诗中所说的岳阳,西临洞庭,北扼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从洞庭湖上向岳阳远眺,最引人注目的是屹立于湖畔的一座三层的城楼,被蓝天白云衬托得十分壮观。那就是著名的岳阳楼。
  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吴国都督鲁肃的阅兵台。唐玄宗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谪守岳州,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李白、杜甫、白居易、张孝祥、陆游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到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谪到岳州巴陵郡做知府,第二年春重修岳阳楼,六月写信给贬官在邓州的好朋友范仲淹,并附有《洞庭晚秋图》一幅,请他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到庆历六年九月,范仲淹便写了这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全文只有三百六十八字,分五段。
  第一段,说明作记的缘由。
  这番交代十分必要,因为范仲淹既非岳阳人,又不在岳阳做官,可能根本就没来过岳阳,一个和岳阳没有关系的人忽然为岳阳楼作记,这是必须说明缘由的。作者先提出自己的好朋友滕子京,说他被贬官到岳阳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修并扩建了岳阳楼,在楼上刻了唐代先贤和今人的诗赋,又嘱托我作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这段文字简明扼要,把必须交代的背景,在文章开头集中地加以交代,后面就可以驰骋想像自由挥洒笔墨了。
  第二段,不对岳阳楼本身作描写,而是由岳阳楼的大观过渡到登楼览物的心情。
  这段文字的内容是写景,口气却是议论。一上来就提出自己的看法:巴陵的美景集中在洞庭湖上,它衔远山、吞长江、汹涌着,流动着,无边无际。这几句是从空间上形容湖面的广阔和水势的浩淼。接下来两句“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则又从不同时间洞庭湖的不同景色,表现它气象万千的变化。早晨阳光灿烂,把洞庭湖照得如同明镜一般,正如唐朝人张碧的诗里所说的“漫漫万顷铺琉璃”。晚上云雾低垂,把洞庭湖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正如宋朝人李祁在一首词里所写的:“雾雨沉云梦,烟波渺洞庭”。以上几句抓住不同时刻洞庭湖的不同景色,把它的万千气象很生动地渲染了出来,然后小结一句说:“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既然前人描述已经完备,而且有诗赋刻在岳阳楼上,范仲淹便不再重复。人详我略,人略我详,转而写登楼览物之情:“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迁客,指降职贬往外地的官吏。屈原曾作《离骚》,所以后世也称诗人为骚人。既然洞庭湖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湖边的岳阳楼便为迁客、骚人常常会集的地方。当他们登楼观赏洞庭湖的景物时,心情能不有所差异吗?这几句是全文的枢纽,很自然地引出以下两段。上面对洞庭湖的描写是客观的,以下则是设想迁客骚人观洞庭时的主观感受;上面的文字很简约,以下则洋洋洒洒,淋漓尽致。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
  这一段的大意是说:假若是在阴雨连绵的季节,一连几个月不放晴;天空阴风怒号,湖上浊浪排空;太阳和星星隐藏了它们的光辉,山岳也隐蔽了它们的形体;商旅不敢出行,船只全被损坏;当黄昏时分一切都笼罩在昏暗之中,只有那虎啸猿啼之声不断传入耳来。这时登上岳阳楼,满目萧然,触景伤情,更会感到离开京城的哀伤和怀念家乡的忧愁,并且会忧心忡忡,畏惧小人的毁谤和讥刺,感伤到极点而悲恸不止了。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
  这一段的大意是说:遇到春天温和的日子,明媚的阳光照射在平静的湖面上,没有一丝儿波澜。天色衬着湖光,湖光映着天色,上下是一片碧绿。天上的沙鸥飞飞停停,水里的鱼儿游来游去。岸边的花草散发出浓郁的芳香,沁人心脾。在夜间还可以看到湖上的烟云一扫而空,皎洁的月光普照千里;月光与水波一起荡漾,闪烁着金光,月亮的倒影沉浸在水底,宛如一块璧玉。渔歌的对唱,洋溢着无边的欢乐。这时候登上岳阳楼,一定会心旷神怡,把一切荣誉和耻辱都忘掉了。举杯畅饮,临风开怀,只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欢喜。
  这两段采取对比的写法。一阴一晴,一悲一喜,两相对照。情随景生,情景交融,有诗一般的意境。由这两段描写,引出最后的第五段,点明了文章的主旨。在这一段里对前两段所写的两种览物之情一概加以否定,表现了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
  “嗟夫!”,是感叹词。作者十分感慨地说,我曾经探求过古代那些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心,与上述两种心情有所不同。他们的悲喜不受客观环境和景物的影响,也不因个人得失而变化。当高居庙堂之上做官的时候,就为人民而忧虑,惟恐人民有饥寒;当退居江湖之间远离朝政的时候,就为国君而忧虑,惟恐国君有阙失。这么说来,他们无论进退都在忧虑了,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们必定这样回答:在天下人还没有感到忧虑的时候就忧虑了,在天下人都已快乐之后才快乐呢;作者感慨万千地说:倘若没有这种人,我追随谁去呢!表示了对于这种人的向往与敬慕。文章最后一句“时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交代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死于公元1052年。字希文,吴县人,吴县就是今天的苏州。他出身贫苦,两岁时死了父亲。青年时借住在一座寺庙里读书,常常吃不饱饭,仍然坚持昼夜苦读,五年间未曾脱衣睡觉。中进士以后多次向皇帝上书,提出许多革除弊政的建议,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击一再贬官。后来负责西北边防,防御西夏入侵很有成绩。一度调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职务,可是在保守势力的攻击与排挤下,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又被迫离开朝廷。写《岳阳楼记》时正在邓州做知州。
  《岳阳楼记》的著名,首先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可是他不肯这样,仍然以天下为己任,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来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这篇文章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它虽然是一篇散文,却穿插了许多四言的对偶句,如“日星隐曜,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这些骈句为文章增添了色彩。作者锤炼字句的功夫也很深,如“衔远山,吞长江”这两句的“衔”字、“吞”字,恰切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简洁的八个字,像格言那样富有启示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丰富的意义熔铸到短短的两句话中,字字有千钧之力。
  滕子京在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那封信里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确实是这样,岳阳楼已因这篇绝妙的记文,而成为人们向往的一个胜地;《岳阳楼记》也像洞庭的山水那样,永远给人以美好的记忆。
  富弼从青州寄来诗歌,不免感慨万端。范仲淹的和作,却对他评价很高,并劝他不厌卑微,认真工作:“枢府当年日赞襄,隐然一柱在明堂;”“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赖助清光!”昔日好友滕宗谅派人送来一幅岳阳楼图,告诉说他已将该楼重新修葺,并将历代有关的赞扬诗赋,也刻石附立,希望范仲淹写一篇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夜晚,秋风送爽,月光明媚。范仲淹把岳阳楼图张挂起来,开始凝神构思。他早年随继父在澧州安乡(今湖南省安乡县)读书,曾到过岳阳一带.如今怀想起来,岳阳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无涯的洞庭湖。你看她远衔青山,近吞长江,朝辉夕雾,气象万千。若在阴霍天气登楼远望,人们常会有去国怀乡之叹,忧谗畏讥之感,真是满月萧萧,无限悲凉。若遇阳春晴日登岳阳楼,便会觉得心旷神怡、荣辱皆忘,把酒临风,喜气洋洋。这些便是岳阳楼胜景之大观。
  可是,仲淹不愿一般地触景抒情,而是想在勾勒洞庭秀色与前人情致之后,提出某些深邃的哲理见解,熔铸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借以激励自己和遭到贬黜的友人们,也启发和教育后代。于是,他乘兴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古代仁人志士与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他们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他们也不致愁眉不展,假若身居高职,他们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他们还惦着替君主分愁。简直是,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果有人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那么,他得到的回答将是这样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送到岳州,膝宗谅大为感动。他立即命人刻石。记中那两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仁宗闻此,不禁慨然称颂。全文如下:岳阳楼记 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义助他人,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皇?三年(1051年),范仲淹又移任青州。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1052年)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泣哀悼,根据他的遗愿,遗体没有运回原籍苏州,而是葬在他母亲长眠的那块地旁——洛阳南郊万安山下。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生前身后几代人的敬仰。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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